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和重要启示

将近20年以前，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席卷神州大地。这场讨论的内容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指示？这场讨论表面上看起来要解决的是一个理论是非问题，而其深层的含义则是要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大讨论。无怪乎它一经开展，就吸引了党内党外、社会各界众多人士的注意。

当时，我们刚刚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走出来，许多人痛定思痛，都在探索导致这场噩梦的原因。这是一个反思的年代，人们不满足于那种把一切过错归于“四人帮”的浅俗观点，而是想知道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反常现象的根源。于是，反思的焦点就瞄向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瞄向了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的一系列实践。恰恰在全党、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冷静思考、渴望纠正以往错误之际，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无异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当头一棒，是对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严重阻挠。但是，历史潮流毕竟不可阻挡。压力越厉害，反弹也就越大，这既是自然现象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因此，一场坚持“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决不是一场学理之争，而是两种世界观、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指导方针之间的斗争。

站在这场斗争最前面的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认识，这实际上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后来他明确地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1978年9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又讲：“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是这场讨论中正确意见的主要代表，是实际上的主帅。

这场讨论的导火线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撰写初稿经几位同志共同努力形成的一篇文章，《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明确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大讨论由此引发。这篇文章放了第一枪，这一功劳不能抹煞。嗣后对讨论的深入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则是胡耀邦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党校。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曾对我说：“这场讨论的主角是中央党校，我们（指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只是敲敲边鼓。”他这样讲并非完全出于谦虚，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当时我们只知道中央党校在这场讨论中起了很大作用，但具体情况到底怎样，我们这些不在党校工作的同志，很难知其详情。

感谢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撰写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详细论述了真理标准的讨论，特别是中央党校在这场讨论中所起的作用。读了这部著作，使我得知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沈宝祥同志作为当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用翔实的、并且是第一手的材料，细致地讲述了中央党校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组织、推动这一讨论的全过程，不仅做到了整体上的真实可信，而且做到了细节上的真实可信。在真理标准这场关系祖国命运的大讨论中，中央党校功不可没，胡耀邦同志功不可没。这是我读完本书后所得出的一个鲜明印象。

这场讨论已经过去了近20年。站在讨论最前列的历史伟人邓小平同志和讨论的重要组织者胡耀邦同志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它对后人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它说明，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错误，或者虽承认错误但找不到错误的根源，其结果是错误越来越严重以致毁了党自己。真理标准讨论使我们认识了以往我们究竟错在哪里，使我们清醒地看到，错就错在思想路线不端正。这才有可能使我们摈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思想路线的端正，是拨乱反正的根本。正因为抓住了这个根本，才能真正总结教训，纠正错误，使党的事业重新走上一条康庄大道。